与耳熟能详的G20大会相比，B20绝对是一个比较新的词汇，尤其是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在B20峰会上的宣示进一步凸显了与政府领导人参与性质的G20不一样的工商领导人参与性质的峰会之间的某种关系构建——G20所期待的世界经济新药方显然不只是政府领导人的圆桌讨论结果，B20工商领导人作为市场力量一定需要拥有更重要的发言权。不仅仅是国内社会，即使在国际社会上，人们对于类似中国出现的一些现象正在注目：各层政府领导大力倡导双创与民间双创服务生态的出现、国有大规模创投资本的设立与民间风投的合力、在一些地区政府与民间业者合力推动新产业发展。
在丹麦我参加欧洲华人专业服务业本年度峰会的时候，回答一些海外学人关于如何判断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的时候说，要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是新市场力与新行政力双强双长的形态，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新态势的把握与市场出现更多呈现新态势的新经济主体，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要说明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例证：一带一路与全球投资、千人计划与海归创业、十三五规划与新创业潮、新自贸区发展与跨境电商。
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者笃信市场的核心力量，而对于严格限制政府的行为范围与动作幅度极其敏感；而经典的计划经济信奉者则对于政府管制经济的能量给予极端的美化与理想化。但放眼今天世界，其实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与经典的计划经济体都已经比较罕见，即使有些比较接近的这类经济体也已经在全球经济中处在很边缘的位置，而在这两者之间则产生了无数种试图找出市场作用力与政府运作力能够实现某种适度平衡的经济模式。
在其中，中国的探索则是极其独特的一类——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改革努力着重在于运用政策力量，塑造与培植已经高度弱化的市场力量；到上一世界90年代初期中国在强调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导控制的时候，已经开始体制化地保障市场力广泛的作用范围与市场化成果的法律地位；到了世纪之交，中国在运用政府力量进行基础建设投资与重大产业项目推动的同时，即使国有经济也被纳入实体市场运作体系与资本市场运作体系，外资与民营经济得到广泛的发展；而最近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脉络则凸显运用政府力与社会力量协作在经济改革、产业升级、新产业塑造、全球经济互动中共同作用的明确思路。
总结中国的政府运作力与市场作用力双强发展的路线，其中最为突出的五个特征是：
1、发挥政府中远期战略规划的力量，为公共资本与社会资本提供相对持续长远的产业支持框架，在此框架中市场主体在微观层面则要更多依靠自我奋斗加强竞争力；
2革新行政资源赋予机制，将更多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普惠地或者分类普惠地释放给民间创新创业力量与创新创业支持者服务者，运用多层与多类政策杠杆丰富有利于市场活跃的支持资源，发展行政资源的社会投资能力与社会资源的市场化服务和管理能力；
3行政力发挥更多具备资源整合与新资源汇聚能力的创新性民间平台的前驱作用与生态支持作用；
4在重大项目领域发展PPP机制，以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协作项目的途径，把本来很多社会需要的大事持续地办成；
5优化评价机制，把民间期待办的事情、政府能倡导与主导的事情、所办事情的效果是否达成社会期待，发展为社会力可表达、市场力可参与、政府力的作用过程与结果可开放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这个双强模式需要同时解决好发挥两个力量更大的正能量，而又需要限制与制约其各自可能的负面偏差水平。
行政力与市场力的双强互动模式，可以部分地解读在G20会议上的“中国方案”的方法论原理：不只是中国经济与社会成长后告诉大家的一种主张，而也是一种追求经济社会经济成长的途径与做法。
当然，寻求这两者互动现在已经不是中国的专利，我们现在在印度、印尼、土耳其、俄罗斯、越南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孟加拉国、肯尼亚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在日本、英国、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行政力正在变得更加活跃，而基于新技术的新经济市场主体也正在趋向更具活力，更多国家的政府首脑经济学大半与这样的双强互动模式有更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论，双强互动型的“中国方案”并不是一个很例外的案例，而不过是一个更为自觉、明确、自信的探索者贡献的范例。